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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发祥地

时间:2020-08-30   所属栏目:丝绸文史馆   点击:102次

广东自汉代形成和确立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发祥地始,至清朝道光二十年(1840年),二千年来一直是(元代除外)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始发地,而省会广州则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第一大港重要港口,历久不衰。

1.徐闻、合浦是汉代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始发港

按《汉书》卷28下《地理志》的记载,汉武帝于元鼎五年(前112年)平定南越后,大约于元鼎六年至后元二年(公元前111~87年)期间,派出属于黄门(皇帝近侍)的译长与应募者组成的官方船队,携带“黄金杂缯”等物品,从徐闻(今徐闻县五里乡的二桥村和仕尾村地带)、合浦三汊港(今广西合浦县乾江圩附近)出海,沿着中南半岛沿岸航行,到都元国(今印尼苏门答腊西北部马寨河附近)、邑卢没国(今缅甸旧浦甘城),黄支国(今印度南部海岸的马德拉斯市),最后抵达已程不国(今斯里兰卡),全程3500~5300海里。这是中国以丝绸出口贸易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最早的航线记载。

到了东汉桓帝延熹九年(166年),大秦(东罗马,今地中海东岸的土耳其、叙利亚至埃及一带)国王马·奥·安东尼努斯派遣使臣沿着西汉开辟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,从日南徼外经广东进入中国,向东汉王朝“进献”象牙、犀角之类的商品,从而开辟了广东至东罗马的航线,中国史料记载称:“(大秦)与安息、天竺交市于海中,利有十倍,..其王常欲通使于汉,而安息欲以汉缯纟采与之交市,故遮阂不得自达。至桓帝延熹九年,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、犀角、玳瑁,始乃一通焉”。外国资料也有记载广州与罗马通商贸易的情况:“中国与罗马等西方国家之海上贸易,要以广州为终点;盖自纪元三世纪以前,广州即已成为海上贸易之要冲矣。”由上述可知,西汉时从徐闻、合浦出海的船舶已航达南亚次大陆南端的斯里兰卡;东汉时则直航至红海的大秦的阿利舟港(今马萨瓦港附近),从而形成了横贯亚、欧、非三大洲的东西方“海上丝绸之路”。这是中西交通史的伟大壮举。

2.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成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始发港

吴黄武五年(226年),孙权分交州合浦以北的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高梁四郡立为广州。广州开始正名。西晋太康二年(281年),大秦遣使来中国京城洛阳,即循海道而来广州上岸,史载:“惟太康二年,安南将军、广州牧腾侯作镇南方,..俄而大秦国奉献琛,来经于广(州),众宝既丽,火布尤奇”。到了南朝宋、梁、陈均定都南京,使广州获得对外贸易的机遇。于是,外国的贡使、商人和僧侣纷至沓来广州贸易和播道。元嘉七年(430年),谭曼陀国(今印尼苏门答腊岛)国王向宋文帝上表称:“伏愿圣王,远乘覆护,兼市往反,不为禁闭,..愿来力广州时遣舶还。”南齐永明二年(484年)“扶南王姓忄乔陈如,名阇耶跋摩,遣商货至广州。”与此同时,中国名僧法显、李勇和天竺僧人亦取海道“于南天竺泛海达广州”。 这就说明,两晋南北朝时(265~589年),广州已取代徐闻、合浦港口而成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始发港了。

3.隋、唐、宋时期广州发展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第一大港和世界东方大港

隋唐宋历朝政府实行“开怀纳戎,张袖延敌”的开放贸易政策,使海外贸易发展到一个新阶段。隋炀帝继位后即派遣常骏、王君政从广东出发往赤土国(今马来西亚吉打)贸易。“炀帝即位,募能通绝域者,..大业三年,屯田主事常骏、虞部主事王君政等,请使赤土。帝大悦,赐骏等帛各百匹,时服一袭,而遣赍物(丝绸)五千段,以赐赤土王。其年十月,骏等自南海郡乘舟,..至于赤土之界”。

唐代天宝十年(751年),与怛逻斯交战,唐军大败,势力退出中亚,加之天宝十四年(755年)发生安史之乱,使陆上丝绸之路中断。于是,广东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往来贸易空前繁荣。贞元年间(785~804年),地理学家贾耽在《皇华四达记》一书记述唐代从广州出发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航线有两条:一条是通往日本;另一条是通往波斯湾的末罗国(今伊拉克巴士拉港)。后者称为“广州通海夷道”。此航线又分为东西两条航道:东航道从广州起碇后,途经门毒国(今越南芽庄)、古笪国(今越南庆和省一带),过马六甲海峡,到罗越国(今马来亚半岛南部)、佛逝国(今印尼苏门答腊巨港)、诃陵国(今印尼爪哇岛)、婆露国(苏门答腊西岸)、狮子国(今斯里兰卡),再而行至提罗卢国(今伊朗河巴丹)、乌刺国(今幼发拉底河俄婆拉),最后抵达末罗国(今伊拉克巴士拉港);西航道自广州起航后,到阿拉伯海沿岸、亚西湾和红海,终点仍是巴士拉港。全航程经过多个国家和地区,全长为14000公里(今缩短为10320公里)。这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,标志着广东(也是中国)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先进地位。从此,广州成为闻名全世界的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和世界东方大港。

其时来广州旅游的阿拉伯地理学家,伊本·考尔大贝在其著《道里帮国志》一书中,记载了阿拉伯商人到广州贸易,称广州为广府是中国最大的港口。于是前来广州贸易之“国以百数”计。真是“连天浪静长鲸息,映日舶多宝舶来”。据史料记载,开元年间(713~741年),停留在珠江中的商船:“有婆罗门、波斯、昆仑等舶,不知其数;并载香药、珍宝,积载如山。其舶深六七丈。狮子国、大石国、骨唐国、白蛮、赤蛮等往来居(住),种类极多”。到了大历年间(766~779年),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更多了。据著名交通史专家张星估计,每日有11艘,全年到港者达4000艘次,商人达到80万人次;“外国之货日至,珠香、象犀、玳瑁、奇物溢于中国,不可胜用”(。至唐末,广州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城市,住在番坊的外国人数达到12万至20万之多波斯人从广州贩运回去的丝绸,除供应本国民众消费外,有一部分贩卖到非洲。五代时,中国纷争割据,但广东经济自成一体,独立发展。因此,仍然招徕外商贸易和鼓励广商下海。使广州对外贸易仍继续繁荣。

两宋时期,政府仍然推行对外开放贸易政策,而且一改唐代坐等外商前来广州贸易的被动策略,采取主动走出去贸易的方法,大力发展对外贸易。北宋雍熙四年(987年),宋政府特派内侍8人,分为四纲(队)从广州出发“往南海诸蕃国”招商贸易。所以“广州..珍货大集”,“宝贝丛凑”!因此,自北宋至南宋前中期,广州仍然是中国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第一大港,和正式设置市舶司的最重要港口。呈现出“多蕃汉大商”、“珍货大集”、“舶船岁至”和“外国香货及海南旅客所聚”的一片外贸繁荣景象。而且是进口(乳香)最多的一个港口,史称:“《备对》所言,三州市舶司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,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,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,而广州所收者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。虽是三处置司,实是广州最盛也。”

按此,广州市舶司博买的乳香数占三地总额的98%,从而使广州市舶司的课税收入“倍于他路”,达到12万缗。 当时,从外国输入广州的商品以香药为多,其次是海产品、金属、动物、木藤品等;从广州输出到50多个国家的商品,以丝绸为大宗,其次是陶瓷制品和茶、糖、酒等副食品。

4.元代广州屈居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第二大港

南宋迁都杭州,政治中心向东南转移,对于与杭州密迩的泉州崛起并与广州竞争对外贸易大有裨益。因此,南宋末年至元初,广州虽然保持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第一大港的地位,但却面临泉州的挑战。元朝中叶以后,随着元朝社会经济、政治偏向东南发展,泉州逐渐取代广州而成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第一大港,广州只好屈居其次了。但是广州仍不失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繁荣港市。据元人陈大震于大德年间(1297~1308年)所撰的《南海志》一书记载,来广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140多个,占元代全国外贸“涉及国家和地区达220余个”的64%,很多货物都集散于广州,史称:“海外真腊、古城、流求诸国蕃舶岁至,象、犀、珠、玑、金、贝、名香、宝布,诸凡瑰奇珍异之物宝于中州者,咸萃于是(广州)。”所以,广州仍然呈现出一片外贸的繁荣景象。正如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于至治二年(1322年)到广州旅游所看到的情景所说:“该城有数量极庞大的船只,以致有人视为不足信。确实,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城市的船只多。”

另一个旅游家阿拉伯人伊本·白图泰在至正元年(1341年)来广州游览之后所写的《游记》一书,也为广州的繁荣而为之惊叹:“秦克兰(广州)城久已慕名,故必须亲历其境,方足顾所望。..余由河道乘船而往,船之外观,大似吾国战舰,..秦克兰城者,世界大城中之一也。市场优美,为世界各大城所不能及。其间最大者,莫过于陶瓷物。由此,商人转运瓷器到中国各省及印度、夜门”。

5.明至清前期广州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环球贸易的惟一大港

明代朱氏政权,一反中国历代对外开放的政策,实行“时禁时开”的海禁政策。但对广东则实行比较灵活的政策,“洪武初,令番商止集(广州)舶所”。到嘉靖元年(1522年),在撤销浙江和福建两市舶司而禁海时,又仅允存广东市舶司对外贸易,于是广州成为中国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惟一开放对外贸易大港。嘉靖三十二年(1553年),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后,迅速发展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和东西方国际贸易的中继港,把广州与国际贸易紧密联结起来。隆庆元年(1567年)实行部分开海贸易政策后,“广州几垄断西南海之航线,西洋海舶常泊广州”。到了清朝,政府于顺治十二年(1655年)后五次颁布禁海令,和康熙元年(1662年)后三次下达迁海令,实行海禁政策;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又宣布撤销江海关、浙海关和闽海关,但对广东仍然实行特殊政策,决定将来“夷船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”,保留粤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事务。这样一来,使具有深厚的对外贸易历史底蕴的广州重新恢复青春,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惟一大港,而泉州却因失去元代距离政治中心近的优异条件,加上港口经济腹地小和晋江航道失修淤塞等原因,使贸易一蹶不振,沦为一个地方的小港口。于是,明清两代,广州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贸易比唐、宋时期获得更大的发展,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,并且一直延续和保持到鸦片战争前夕而不衰。

明清时期,从广州起航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航线有:(1)广州———澳门———长崎航线;(2)广州———澳门———果阿———里斯本航线;(3)广州———澳门———马尼拉———墨西哥航线; (4)广州———澳门———帝汶航线;(5)广州———纽约航线;(6)广州———俄罗斯航线;(7)广州———澳洲航线。于是从广州起航到世界各国贸易的商船大为增加,据统计,从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二十二年(1684~1757年),去日本贸易的商船总数达到3017艘。外国商船来广州贸易更是不可胜数。据有关资料统计,康熙二十四至乾隆二十二年(1685~1757年),欧美各国到广州贸易,在明代主要是购买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等;到了清代,主要是购买茶叶,其次才是丝织品和土布等。进出口贸易商品量值不断增加,据统计,雍正七年至乾隆二十二年(1729~1757年),向粤海关纳税后贸易商品总值达到4548825银两;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七年(1758~1937年)增至4227168950银两。如此之多的外国商船和商品来广州进行贸易,使珠江岸边的广州呈现出一派外贸繁荣的景象。英国人威廉·希克都为之惊奇,而抒发广州珠江的商船可以与伦敦泰晤士河相比美的感叹:“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,就像伦敦桥下泰晤士河,不同的是,河面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,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长达几哩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。”而且,外国商人认为在广州做生意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好做。正如道光十年(1830年)英国议会对在广州进行贸易的商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说:“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作证人都一致声称,广州的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好做。”

鸦片战争,中国失败。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,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《南京条约》之后,中国开放了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五个港口为对外通商口岸,加上香港割让给英国等原因,因此外国商人不再集中在广州做生意了。于是广州的外贸逐渐走下坡路,大约到咸丰三年(1853年),广州在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上的第一大港的地位为上海港所取代。正如马克思所说:“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仅仅产生了一个结果: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”。虽然如此,但广州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,据统计,同治十六年至光绪二十年(1877~1894年),广州进出口贸易商品量值仍占全国各港口进出口贸易商品量值的10%~13.4%;1926年占10.16%;1949年占21.42%。

纵观广东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,显而易见,它是中国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发祥地,地位实居首要,而且长盛不衰。从某种意义说,一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,就写在广东的记录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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