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东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发祥地

广东自汉代形成和确立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发祥地始，至清朝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，二千年来一直是（元代除外）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始发地，而省会广州则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第一大港重要港口，历久不衰。

1.徐闻、合浦是汉代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始发港

按《汉书》卷28下《地理志》的记载，汉武帝于元鼎五年（前112年）平定南越后，大约于元鼎六年至后元二年（公元前111~87年）期间，派出属于黄门（皇帝近侍）的译长与应募者组成的官方船队，携带“黄金杂缯”等物品，从徐闻（今徐闻县五里乡的二桥村和仕尾村地带）、合浦三汊港（今广西合浦县乾江圩附近）出海，沿着中南半岛沿岸航行，到都元国（今印尼苏门答腊西北部马寨河附近）、邑卢没国（今缅甸旧浦甘城），黄支国（今印度南部海岸的马德拉斯市），最后抵达已程不国（今斯里兰卡），全程约3500~5300海里。这是中国以丝绸出口贸易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最早的航线记载。

到了东汉桓帝延熹九年（166年），大秦（东罗马，今地中海东岸的土耳其、叙利亚至埃及一带）国王马·奥·安东尼努斯派遣使臣沿着西汉开辟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，从日南徼外经广东进入中国，向东汉王朝“进献”象牙、犀角之类的商品，从而开辟了广东至东罗马的航线，中国史料记载称：“（大秦）与安息、天竺交市于海中，利有十倍，..其王常欲通使于汉，而安息欲以汉缯纟采与之交市，故遮阂不得自达。至桓帝延熹九年，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、犀角、玳瑁，始乃一通焉”。外国资料也有记载广州与罗马通商贸易的情况：“中国与罗马等西方国家之海上贸易，要以广州为终点；盖自纪元三世纪以前，广州即已成为海上贸易之要冲矣。”由上述可知，西汉时从徐闻、合浦出海的船舶已航达南亚次大陆南端的斯里兰卡；东汉时则直航至红海的大秦的阿利舟港（今马萨瓦港附近），从而形成了横贯亚、欧、非三大洲的东西方“海上丝绸之路”。这是中西交通史的伟大壮举。

2.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成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始发港

吴黄武五年（226年），孙权分交州合浦以北的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高梁四郡立为广州。广州开始正名。西晋太康二年（281年），大秦遣使来中国京城洛阳，即循海道而来广州上岸，史载：“惟太康二年，安南将军、广州牧腾侯作镇南方，..俄而大秦国奉献琛，来经于广（州），众宝既丽，火布尤奇”。到了南朝宋、梁、陈均定都南京，使广州获得对外贸易的机遇。于是，外国的贡使、商人和僧侣纷至沓来广州贸易和播道。元嘉七年（430年），谭曼陀国（今印尼苏门答腊岛）国王向宋文帝上表称：“伏愿圣王，远乘覆护，兼市往反，不为禁闭，..愿来力广州时遣舶还。”南齐永明二年（484年）“扶南王姓忄乔陈如，名阇耶跋摩，遣商货至广州。”与此同时，中国名僧法显、李勇和天竺僧人亦取海道“于南天竺泛海达广州”。 这就说明，两晋南北朝时（265~589年），广州已取代徐闻、合浦港口而成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始发港了。

3.隋、唐、宋时期广州发展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第一大港和世界东方大港

隋唐宋历朝政府实行“开怀纳戎，张袖延敌”的开放贸易政策，使海外贸易发展到一个新阶段。隋炀帝继位后即派遣常骏、王君政从广东出发往赤土国（今马来西亚吉打）贸易。“炀帝即位，募能通绝域者，..大业三年，屯田主事常骏、虞部主事王君政等，请使赤土。帝大悦，赐骏等帛各百匹，时服一袭，而遣赍物（丝绸）五千段，以赐赤土王。其年十月，骏等自南海郡乘舟，..至于赤土之界”。

唐代天宝十年（751年），与怛逻斯交战，唐军大败，势力退出中亚，加之天宝十四年（755年）发生安史之乱，使陆上丝绸之路中断。于是，广东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往来贸易空前繁荣。贞元年间（785~804年），地理学家贾耽在《皇华四达记》一书记述唐代从广州出发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航线有两条：一条是通往日本；另一条是通往波斯湾的末罗国（今伊拉克巴士拉港）。后者称为“广州通海夷道”。此航线又分为东西两条航道：东航道从广州起碇后，途经门毒国（今越南芽庄）、古笪国（今越南庆和省一带），过马六甲海峡，到罗越国（今马来亚半岛南部）、佛逝国（今印尼苏门答腊巨港）、诃陵国（今印尼爪哇岛）、婆露国（苏门答腊西岸）、狮子国（今斯里兰卡），再而行至提罗卢国（今伊朗河巴丹）、乌刺国（今幼发拉底河俄婆拉），最后抵达末罗国（今伊拉克巴士拉港）；西航道自广州起航后，到阿拉伯海沿岸、亚西湾和红海，终点仍是巴士拉港。全航程经过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全长为14000公里（今缩短为10320公里）。这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，标志着广东（也是中国）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先进地位。从此，广州成为闻名全世界的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和世界东方大港。

其时来广州旅游的阿拉伯地理学家，伊本·考尔大贝在其著《道里帮国志》一书中，记载了阿拉伯商人到广州贸易，称广州为广府是中国最大的港口。于是前来广州贸易之“国以百数”计。真是“连天浪静长鲸息，映日舶多宝舶来”。据史料记载，开元年间（713~741年），停留在珠江中的商船：“有婆罗门、波斯、昆仑等舶，不知其数；并载香药、珍宝，积载如山。其舶深六七丈。狮子国、大石国、骨唐国、白蛮、赤蛮等往来居（住），种类极多”。到了大历年间（766~779年），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更多了。据著名交通史专家张星估计，每日有11艘，全年到港者达4000艘次，商人达到80万人次’；“外国之货日至，珠香、象犀、玳瑁、奇物溢于中国，不可胜用”(。至唐末，广州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城市，住在番坊的外国人数达到12万至20万之多。波斯人从广州贩运回去的丝绸，除供应本国民众消费外，有一部分贩卖到非洲。五代时，中国纷争割据，但广东经济自成一体，独立发展。因此，仍然招徕外商贸易和鼓励广商下海。使广州对外贸易仍继续繁荣。

两宋时期，政府仍然推行对外开放贸易政策，而且一改唐代坐等外商前来广州贸易的被动策略，采取主动走出去贸易的方法，大力发展对外贸易。北宋雍熙四年（987年），宋政府特派内侍8人，分为四纲（队）从广州出发“往南海诸蕃国”招商贸易。所以“广州..珍货大集”，“宝贝丛凑”!。因此，自北宋至南宋前中期，广州仍然是中国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第一大港，和正式设置市舶司的最重要港口。呈现出“多蕃汉大商”、“珍货大集”、“舶船岁至”和“外国香货及海南旅客所聚”" 的一片外贸繁荣景象。而且是进口（乳香）最多的一个港口，史称：“《备对》所言，三州市舶司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，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，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，而广州所收者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。虽是三处置司，实是广州最盛也。”

按此，广州市舶司博买的乳香数占三地总额的98%，从而使广州市舶司的课税收入“倍于他路”，达到12万缗。 当时，从外国输入广州的商品以香药为多，其次是海产品、金属、动物、木藤品等；从广州输出到50多个国家的商品，以丝绸为大宗，其次是陶瓷制品和茶、糖、酒等副食品。

4．元代广州屈居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第二大港

南宋迁都杭州，政治中心向东南转移，对于与杭州密迩的泉州崛起并与广州竞争对外贸易大有裨益。因此，南宋末年至元初，广州虽然保持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第一大港的地位，但却面临泉州的挑战。元朝中叶以后，随着元朝社会经济、政治偏向东南发展，泉州逐渐取代广州而成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第一大港，广州只好屈居其次了。但是广州仍不失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繁荣港市。据元人陈大震于大德年间（1297~1308年）所撰的《南海志》一书记载，来广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140多个，占元代全国外贸“涉及国家和地区达220余个”的64%，很多货物都集散于广州，史称：“海外真腊、古城、流求诸国蕃舶岁至，象、犀、珠、玑、金、贝、名香、宝布，诸凡瑰奇珍异之物宝于中州者，咸萃于是（广州）。”所以，广州仍然呈现出一片外贸的繁荣景象。正如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于至治二年（1322年）到广州旅游所看到的情景所说：“该城有数量极庞大的船只，以致有人视为不足信。确实，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城市的船只多。”

另一个旅游家阿拉伯人伊本·白图泰在至正元年（1341年）来广州游览之后所写的《游记》一书，也为广州的繁荣而为之惊叹：“秦克兰（广州）城久已慕名，故必须亲历其境，方足顾所望。..余由河道乘船而往，船之外观，大似吾国战舰，..秦克兰城者，世界大城中之一也。市场优美，为世界各大城所不能及。其间最大者，莫过于陶瓷物。由此，商人转运瓷器到中国各省及印度、夜门”。

5．明至清前期广州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环球贸易的惟一大港

明代朱氏政权，一反中国历代对外开放的政策，实行“时禁时开”的海禁政策。但对广东则实行比较灵活的政策，“洪武初，令番商止集（广州）舶所”。到嘉靖元年（1522年），在撤销浙江和福建两市舶司而禁海时，又仅允存广东市舶司对外贸易，于是广州成为中国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惟一开放对外贸易大港。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年），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后，迅速发展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和东西方国际贸易的中继港，把广州与国际贸易紧密联结起来。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实行部分开海贸易政策后，“广州几垄断西南海之航线，西洋海舶常泊广州”。到了清朝，政府于顺治十二年（1655年）后五次颁布禁海令，和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后三次下达迁海令，实行海禁政策；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年）又宣布撤销江海关、浙海关和闽海关，但对广东仍然实行特殊政策，决定将来“夷船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”，保留粤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事务。这样一来，使具有深厚的对外贸易历史底蕴的广州重新恢复青春，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惟一大港，而泉州却因失去元代距离政治中心近的优异条件，加上港口经济腹地小和晋江航道失修淤塞等原因，使贸易一蹶不振，沦为一个地方的小港口。于是，明清两代，广州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贸易比唐、宋时期获得更大的发展，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，并且一直延续和保持到鸦片战争前夕而不衰。

明清时期，从广州起航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航线有：（1）广州———澳门———长崎航线；（2）广州———澳门———果阿———里斯本航线；（3）广州———澳门———马尼拉———墨西哥航线； （4）广州———澳门———帝汶航线；（5）广州———纽约航线；（6）广州———俄罗斯航线；（7）广州———澳洲航线。于是从广州起航到世界各国贸易的商船大为增加，据统计，从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二十二年（1684~1757年），去日本贸易的商船总数达到3017艘。外国商船来广州贸易更是不可胜数。据有关资料统计，康熙二十四至乾隆二十二年（1685~1757年），欧美各国到广州贸易，在明代主要是购买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等；到了清代，主要是购买茶叶，其次才是丝织品和土布等。进出口贸易商品量值不断增加，据统计，雍正七年至乾隆二十二年（1729~1757年），向粤海关纳税后贸易商品总值达到4548825银两；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七年（1758~1937年）增至4227168950银两。如此之多的外国商船和商品来广州进行贸易，使珠江岸边的广州呈现出一派外贸繁荣的景象。英国人威廉·希克都为之惊奇，而抒发广州珠江的商船可以与伦敦泰晤士河相比美的感叹：“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，就像伦敦桥下泰晤士河，不同的是，河面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，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长达几哩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。”而且，外国商人认为在广州做生意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好做。正如道光十年（1830年）英国议会对在广州进行贸易的商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说：“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作证人都一致声称，广州的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好做。”

鸦片战争，中国失败。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年），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《南京条约》之后，中国开放了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五个港口为对外通商口岸，加上香港割让给英国等原因，因此外国商人不再集中在广州做生意了。于是广州的外贸逐渐走下坡路，大约到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，广州在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上的第一大港的地位为上海港所取代。正如马克思所说：“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仅仅产生了一个结果：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”。虽然如此，但广州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，据统计，同治十六年至光绪二十年（1877~1894年），广州进出口贸易商品量值仍占全国各港口进出口贸易商品量值的10%~13.4%;1926年占10.16%；1949年占21.42%。

纵观广东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，显而易见，它是中国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发祥地，地位实居首要，而且长盛不衰。从某种意义说，一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，就写在广东的记录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