丝绸文史馆

自梳女

时间:2020-08-30 所属栏目：丝绸文史馆点击:121次

图27-3 捐建冰玉堂的自梳女合照（1951年摄）

顺德均安冰玉堂

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，南、番、顺一带蚕丝业迅速发展，特别在民国7年至民国18年（1918~1929年），是蚕丝盛世时期，需用大量育蚕、缫丝、丝织的女工，这为女性创造了自食其力的条件，加上当时缫丝厂制度苛刻，妇女怀孕即被解雇，发现上班给孩子喂奶又被解雇，当时工作时间长，因家务多而迟到遭罚甚至无位开工的司空见惯，再加上生儿育女后因贫困无法抚养成人的比比皆是，于是一些女工对婚姻产生恐惧，为了抗争，为了逃避封建婚姻的枷锁，她们宁愿牺牲自己的青春，决心终生不嫁，遂约定成俗，实行“自梳”———自己动手把发辫盘在头上梳成髻子，又叫“梳起”，外表为已出嫁的形象，社会上谓之“自梳女”。

“自梳女”“梳起”的仪式是非常隆重的，亲友和相好的姐妹都来庆贺，其热闹程度与正式结婚无异，自梳之少女当天穿上华丽的衣裙，先祭告天地祖宗，然后自己对镜亲手把辫子盘起在后脑上，梳成髻子，簪上花，然后鸣炮，再一次拜祭天地，随后请亲友吃一顿饭，便成为“自梳女”。“自梳女”日常一般只穿纯黑色衣服，而不再穿花衣服。

“自梳女”虽然不结婚，但为解决生活中的苦闷，也为了互相照顾，有些“自梳女”相约结交“相知”聚居，也有些两人结交“同性”生活，俗称“孖桑枝”，互相照顾至终老。为解决身后的归宿，有些“自梳女”名义上嫁给一个早已死去的男子，她们与雄鸡拜堂，俗称“嫁鬼”或叫“守清白”，这样身后的灵牌就可以放进男家祖先位，由男家的人拜祭供奉；有些“自梳女”在名义上嫁给一个男子，但说明不洞房，宁愿出钱替丈夫“纳妾”，自己做“阿大”，死后灵牌便有着落（编者按：南海一带对此才称“守清白”）；也有些“自梳女”生前捐一些钱给尼庵或斋堂，甚至合力建一座专门供奉“自梳女”灵牌的寺庙为自己留后路。

“自梳女”为老来着想，总希望趁年轻力壮时多积几文钱，故总是勤俭度日，她们每天起早摸黑，在高温潮湿阴暗的生产环境里拼命工作10多小时，生病也不敢歇息。由于过度劳累节俭，“自梳女”大多脸上没有润色。

“自梳女”平日可继续居住母家，采桑缫丝，自食其力，闲时常到“姑婆屋”与众姐妹聚会，在生活上互相扶持，亲如家人。年老或病危，须移居“姑婆屋”，绝不能在母家去世。“自梳女”由于经济自立有积蓄，生活上独立自由，故当时在社会上很受尊重和崇拜，“自梳女”之风在南海、顺德的缫丝业中兴起后，曾一度在省内蔓延开去，在以妇女为主力军的行业，便具备了产生“自梳女”的条件。建国前，“自梳女”风气最盛的要算南海西樵简村，该乡是我国机械缫丝的发源地，据资料反映，抗战前该乡连续8年没有一个女子出嫁，全部“自梳”起来，附近的杏头乡建国初期统计全乡1532人中就有“自梳女”200多个，南庄、九江及顺德乐从等地也有不少，建国初期，仅顺德容奇的立新丝厂一间厂就有“自梳女”近200名。

2000年末活在人世的“自梳女”仍有数百人，仅顺德的立新丝厂、伦教丝织厂及原红卫丝厂仍有已退休的“自梳女”过百名；肇庆市也仍有以织席为生的“自梳女”10多名，她们都已是八九十岁的世纪老人了。这些“自梳女”经历了三个朝代，活到今天终于享受到好日子。现在，南海最大的一位“自梳女”已有’99岁高龄，仍然神智清醒，94岁的陆顺兴还保存着自梳前到照相馆拍摄的黑白大照片；顺德容桂还有几对“孖桑技”朝夕相伴；乐从镇鹭州村92岁的黎宝妹，政府建有条件优越的敬老院她不愿去，至今仍要居住在安放着众姐妹灵牌的、不准男人进入的“光烈堂”（俗称
“姑婆庙”）的寺庙旁，天天吃斋念佛，头上盘着的一条长辫子，记载着自梳女这段历史的痕迹。

现代作家杜埃于90年代创作出中篇小说《自梳女》，讲述一叫“阿欢”的顺德自梳女在民国时期的故事，小说主人公霍霍表达的“他多年来一直怀念那个曾经掩护过、救过他们的自梳女，这位为革命挺身而出，置危险于脑后的好大姐……”。2006年，顺德作家吴国霖先生创作出触及自梳女题材的长篇小说《丝都寻梦》，该力作大胆地撩开奇异婚俗的神秘面纱，细腻描写晚清缫丝行业的传奇故事，全景展现南国丝都的风土人情。

香港制作的电影《自梳》，由刘嘉玲、杨采妮、李绮红主演。影片颇为逼真再现地当年蚕桑生产、缫丝流程直到丝绸交易的全过程，对“自梳女”产生的文化背景，有了更真切的、形象化的、视觉上的展示，揭示了丝绸生产在近现代化对人性觉醒、人格独立的推动作用。这与杜埃的《自梳女》又有了更多的新意，颇具启蒙色彩与个性解放的意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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